从人们说话的语气就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这只是小儿科”，意思为：这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儿童疾病并不是小问题。在二战爆发前不久，德国每年有超过1万名儿童死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婴儿或幼儿，他们通常死于麻疹、百日咳或者是白喉。1938至1939年间有2522名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传染上百日咳，1569名儿童成为麻疹的受害者，6484名儿童死于白喉。仅仅在1941年一年就有超过20000份的白喉病例，5306例小儿麻痹症病例和4767例脑炎病例登记在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工业国家发生传染疾病的几率大幅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疫苗的推广。到了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似乎已经完全战胜了儿童疾病。我们不再害怕传染病，但却低估了某些儿童疾病的危害。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欧盟国家的父母会像德国父母那样对注射疫苗感到厌倦。
发生在俄罗斯的急速增长的白喉病例、以及1992年发生在荷兰和1966年发生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传染病都表明：如果缺乏疫苗的保护，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已经绝迹的疾病也会死灰复燃。在疫苗接种程度很高的人群中间，疾病的传染链会被斩断，这样就有可能使一种传染病完全消失，如小儿麻痹症在2002年后就完全绝迹了。针对不同的病原体，要做到在人群中完全绝迹需要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五的疫苗接种率。尽管现在卫生体制很发达，在德国，疫苗接种率仍然低于其他欧盟国家。德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只有一名接种过白喉、破伤风或者是百日咳疫苗。刚上学的儿童中只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具有流行性腮腺炎、麻疹和风疹的免疫能力。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父母忘记了要给孩子接种疫苗。但有些父母是有意地放弃给孩子接种某些被推荐的疫苗，因为他们害怕会产生副作用，或者他们认为孩子得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或是百日咳都是很“自然的”，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免疫力的提高。
绝大多数的医生都认为在这里用“自然的”来代替“好的”是错误和危险的。在歌德的时代有一半的儿童夭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儿童疾病是自然的，但是它们却并不是无害的。儿童在感染麻疹病毒后免疫力会降低，此时如有其他细菌进入便会轻而易举。麻疹病人中会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并发中耳炎，每六个麻疹病人中会有一个患上肺炎；麻疹还会导致脑膜炎、造成终身残疾甚至死亡。而进行疫苗注射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疫苗可以使人产生终生的免疫力，即使疫苗注射后产生的抗体数量会少于受过传染后产生的抗体。但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注射疫苗可以使人体建起一个所谓的记忆网。当人体一接触到病原体时，该记忆网就会发挥作用。
对注射疫苗持怀疑态度的父母无法确定，注射疫苗是否会对孩子造成损害。因为反对接种疫苗的强硬派认为一些疾病则是由疫苗引起的，如性格内向症、羊癫疯、多发性硬化到孩子的突然死亡。斯坦第根疫苗委员会主席海因茨•约瑟夫•施密特教授给这些父母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些说法早已在科学上被推翻了。而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这些疾病在接种疫苗者中的发病率并不比那些未接种疫苗的人高。”认为接种疫苗会增加过敏的说法也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倒塌。慕尼黑大学儿童诊所的埃利加•穆特尤斯博士进行了一项调查，他比较了东、西德居民发生过敏的情况，其结果表明：在实行了疫苗接种义务制的民主德国，疫苗接种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但那里儿童和青少年发生过敏症的比例却明显低于疫苗接种率很低的西德。“对过敏的担心也是反对接种百日咳疫苗的一个理由”，施密特教授说，“但如今人们都知道了，那些得过百日咳的孩子支气管系统会更敏感、更容易过敏。”
“不进行疫苗接种甚至故意诱发疾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疫苗接种专家西格哈特•迪特曼博士警告说。“对付疫苗接种表中列出的疾病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接种疫苗，有些疾病只能采用接种疫苗的办法才能避免。”至于婴儿的免疫系统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受得住这么多的疫苗，迪特曼在《生活与教育》杂志中回答：能。现代的疫苗中含有大约五十种抗体。据免疫学家的估计，儿童的免疫系统可以同时形成多达百万种的抗体。
仅2001年全世界就有74.5万人死于麻疹，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发达国家的居民对接种疫苗显得越来越无所谓，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到2010年将麻疹完全从世界上消除,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可能要被推迟。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享有注射疫苗的权利。但在德国并没有规定公民有接种疫苗的义务，而只有在严重传染病的流行阶段才会强制进行疫苗的接种。其实那些对注射疫苗还持犹豫态度的父母恰恰是对注射疫苗十分谨慎的父母。他们认为进行疫苗接种是冒风险的，并且会令孩子失去他们认为很有意义的生病经历。有些家长甚至是在听了一些医生的建议后才放弃让孩子接种一部分疫苗的。通常情况下，儿科医生只会推荐常见疫苗中的一部分。家长应该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来决定怎样去做，多听一些医生的指导意见，而不是仅仅听从个别医生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