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时报》：前段时间，哈尔滨相关部门指导性工作者用安全套，这是不是对卖淫的默认？

　　李银河：不算默认，只能说是防止艾滋病的一个很尴尬的手段。因为我们目前的法律是不利于控制艾滋病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其实卖淫这个事已经是不可逆的了，怎么扫也扫不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是利益驱动了。

　　薛福林：恩格斯说过，卖淫、通奸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这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婚姻的基础应该是爱情，但现实中，很多婚姻不是出于爱情，有些原来有爱情后来没有了。但出于我前面提到的种种理由，没有爱情基础，很多婚姻还要维持下去，那有了性需求怎么办？只得各自去外面解决问题。还有些特殊人群问题，如远离家乡的民工。但要说到该不该合法，那又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生命时报》：对于性工作者，您认为该用什么方法进行管制呢？

　　李银河：去年有个女人大代表提出过建立“红灯区”的提案，没被通过。在我看来，“拉”比“打”好。把她拽出来游街示众，用吓唬的方式解决不是好办法。而如果可以对她们进行一些技术培训，让她们有机会找到其他工作，肯定比单纯打击要好得多。

　　性教育还是重头

　　《生命时报》：那么，中国人现在性观念的整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银河：应该说正在走出中世纪的阴影，人们的性观念比以前开放多了，起码不再认为性是件很龌龊的事。当然，一些不科学的法律也是有名无实，不再认真执行了(在西方叫blue law)，这些慢慢也就消亡了。

　　《生命时报》：您不止一次地提到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的内容，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法律适用于性领域呢？

　　李银河：压抑越小越好。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说过，没有一个权力愿意放开性资源。那我们只能希望它对性的管理尽可能少些。要管理，但绝对不能太压抑。

　　《生命时报》：既然我们的性发展落后于美国，那他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又有什么地方需要规避呢？一些落后的性观念通过呼吁能改变吗？

　　李银河：中国的性革命生不逢时，人们带着性解放初期的冲动，刚迈开步子，偏偏出现了艾滋病，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但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比美国容易得多。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是“以性为罪”的，而我国只是“以性为耻”。

　　如果说经验的话，应该还是性教育。我国的性教育太落后了，对于性安全知之甚少。在北欧一些国家，95%—99%的人都发生婚前性行为，可他们就能做到让100%的少女避免怀孕。相比之下，中国差得太远了。

　　薛福林：想用呼吁改善人们的性观念实在很难。因为观念的改变需要条件和时间，工作也应该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在强力的宣传下促成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你根本不可能让百姓的观念超越经济基础。目前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性教育上，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性教育。

　　声音

　　人生追求体验，本不是错误；但是，如果某种体验侵犯他人的利益，则不该去“体验”。

　　——安徽读者夏先生

　　我就是因为前夫在外面有“第三者”，才和他离婚的。我觉得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总是说婚外情、婚外性没什么大不了，实际上，只有事情真正被自己碰上了，才知道那滋味。

　　——上海读者杨女士

　　我觉得性开放挺好的，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标志吧。我周围的朋友差不多都发生过婚前性行为。不是有人说，这年头，处女得去幼儿园找了嘛。

　　——海南读者唐小姐

　　不要把性解放当成可以放纵自己的理由，那样的话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了。

　　——山东读者马先生

　　可能因为我年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做的很多事情我都不理解，什么婚外性、婚外情、同性恋……有时候挺怀念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婚姻和爱情都很单纯。

　　——河北读者胡女士